《原罪——侵华日军在南京栖霞暴行录》前言　　栖霞区为南京市13个区县之一，地处南京城东北部，依山临江，有长江岸线56公里。其东与句容市、丹徒市、江宁区交界；其南与江宁区、玄武区接壤；其西，与玄武区、下关区比邻；其北，与六合区、仪征市隔江相望。区域总面积（含长江水面）381.88平方公里，人口近40万人。

　　栖霞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积淀丰厚。它的独特存在，与南京之间形成了不离不弃、互为魂魄的独特关系。“一座栖霞山，半部金陵史”，已成为南京史学界的一种共识和定见。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而言，也不例外。

　　既往岁月，栖霞人民屡遭劫难，蒙受过种种屈辱乃至无妄之灾，而其中最惨烈者，莫过于1937年侵华日军的血腥屠杀和恣意蹂躏。

　　出于一个地区史志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民族情怀以及对日本右翼分子极力诋毁和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图谋的义愤，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借重众多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中外专家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并凭据着既有的国家档案馆馆藏文献、已经正式出版发行的报章书刊所提供的丰富而又具权威性的史实和资料，着手筹划和编辑《原罪——侵华日军在南京栖霞暴行录》一书。

　　原罪者，即植根和基因于日本军国主义原性而衍生的原本的罪、原来的罪、原有的罪、原样的罪，也就是说，本书试图将所有散见于各处的有关侵华日军在栖霞地区施暴的相关资料乃至零星信息“碎片”搜集在一起，不加任何修饰和演绎，而是让历史自己说话，原原本本地再现出当年侵华日军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使之定格为据，成为如山般的铁证。

　　我们之所以如此用心、用情、甚至用泪来精心编辑这部书，其深意有三：

　　第一，反拨和回击日本右翼分子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纯属子虚乌有”、“是中国人的虚构”等无耻谰言。真实才有力量，事实最能服人。对于日本右翼分子声色俱厉地诅咒一番，虽然可以逞一时之快意恩仇，但却无法从根本上将其制服。只有摆出事实，拿出证据，在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的“原罪”面前，才能使其原形毕露，无法抵赖，也不容抵赖。对日本来说，“否认大屠杀那就更无异于进行第二次大屠杀”（诺贝尔桂冠诗人伊利·威塞尔语，见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著《南京大屠杀》）。南非开普顿圣公会大主教、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迪斯蒙·图图（DesmonmdM·Tutu）更直截了当指出：&ld#p##e#quo;隐瞒1937年至1938年发生在南京的暴行，无视历史真相，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犯罪”（张纯如著《南京大屠杀》）。

　　第二，祭奠和安妥当年那些死难者的亡灵，给予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绝不能让他们的血白白流逝，而最终归于湮没和寂灭。当年，在南京有30万同胞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而其中有10多万人是在栖霞的土地上蒙难的。“有一位历史学家估算，如果南京城死难者手拉手连在一起，其长度可以从南京延伸到杭州，横跨的距离为200公里。他们流出的鲜血重量达到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铁路［火车、编者］车厢，把他们的尸体一个个堆砌在一起，可以和74层大楼相比高”（张纯如著《南京大屠杀》）。这是何等的民族之重，何等的历史之重，而像“龟趺”一样承重的就是那些无辜死难者。历史是什么？“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工艺室中随意捏弄的软泥／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合身而又会变色的彩衣／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刀剑、甲冑、堡垒／也有的人把历史当作可能为正、可能为负的数字游戏。”不！历史是有灵性、有尊严的。历史是人，人是历史。如果抹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的存在，那么，这就不仅仅是对死难者的不公，而简直就是对死难者亡灵的亵渎。

　　第三，全面地、系统地、永久性地建立、强化和固化民族的集体记忆。人的记忆是有一定的周期的。历史的无情不但在于那一幕幕曾经发生的悲剧，更在于悲剧随着时间的消磨会逐渐在共同记忆中淡去。这是极其可怕的。“世界上有些事情是可以忘记的，但一个民族的血泪史是绝对不应当忘记的”（倪征　 ， 时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的首席顾问）。因为，一个没有记忆或失忆的民族是可悲的，也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而“忘记过去就注定会重蹈覆辙”（西班牙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编辑这部书，绝对不是为了重新挑起对日本的仇恨，更不是希图永远延续这种仇恨。恰恰相反，是基于以此能唤醒日本的良知，勇敢面对并承担起为日本法西斯这场血腥暴行所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更基于对日本广大人民的传统友好感情，以期共同构建“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美好明天，共同构建和平发展、永无战祸的和谐世界。

　　果能如此，则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