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诞生到步入文明的殿堂经历了艰难而又漫长的岁月，中华民族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绵延不断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而西安正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西安通史》第一卷讲述的就是从远古到秦代发生在西安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演变故事。
为了反映这段漫长的历史及文明成就，我们将文献记载结合在西安的重要考古发现，向广大读者展现出一幅灿烂辉煌的西安古代文明的历史画卷。由于今天的西安曾经是我国古代的重要舞台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第一卷中所涉及的西周王朝是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发展的最高峰，而秦王朝则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帝国，这两个重要朝代均在这里建都，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故而在这一卷里所叙述的周、秦两个朝代的历史文化，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是一部中国古代早期历史文化的缩影。
地处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流域的西安地区，是人类的诞生地之一。早在100万年以前，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就有了远古人类活动生息的踪迹。考古发现的早期猿人化石——蓝田猿人以及与这些化石共同出土的打制石器，向我们展示出西安境内北方直立猿人到早期智人发展的脉络。1963年发现的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是全国发现的时间最早、最为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它向我们诉说着在这块土地上，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制造和使用一些原始的工具来采集果实、狩猎鸟兽，顽强地与大自然抗争，极其艰难地生存繁衍了下来。西安半坡、临潼姜寨、西安鱼化寨、高陵杨官寨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生动地揭示了中国黄河流域原始社会的自然环境。那些聚落遗址中的房屋建筑、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墓葬中的陪葬器具，向我们展现了当时人类的生存方式、社会风貌和文化生活，在中国多元的远古文化中具有典型的意义。在今天西安以北黄土原上的杨官寨遗址，是一座距今5000多年前的规模超巨大的史前聚落，遗址位于高陵区姬家乡杨官寨村，地处泾河左岸阶地上，现存面积80余万平方米。2004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发掘面积超过17000平方米，发现房址49座、灰坑896个、壕沟9条、陶窑19个、瓮棺葬33个、墓葬45座、水井5口，出土各类文物7000多件。在这里，我们依稀看到了中国最早的城邑模样，看到了中国文明正在以此为起点逐渐形成。
这些发现为西安历史地理、历史文化的研究找到了坚实可靠的基础，填补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为研究人类进化和社会的演进提供了实物证据，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夏商周时期，西安境内有属于商代的老牛坡遗址，它位于西安市灞桥区燎原村北。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有陶器、青铜器、玉器、骨角器、石器和卜骨等，还有大型夯土台基、房屋基址、冶铜堆积、烧陶窑址、墓葬和车马坑，以及众多的窖穴、灰坑。墓地位于遗址南侧，发现有墓葬50多座，中型墓椁室有边箱，这是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墓葬边箱实例，还发现有车马坑、马坑。大型建筑基址、青铜冶铸和较高等级墓葬的发现，说明这里是商王朝在渭水流域的一处中心聚落遗址。
老牛坡遗址的文化发展，从商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前后相继不曾间断。这表明在距今3000年前，今日灞河沿岸的老牛坡村一带，活动着一支强大的商人势力。从他们的生产活动、生活习俗、文化面貌来看，它与中原地区的郑州、安阳商文化既具有浓郁的一致性，又表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这正体现了这支商代文化与商王朝的密切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商王朝势力在西部地区的发展和消亡轨迹。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发现，铸造青铜器作坊的存在以及墓葬形制、棺椁和众多殉人之特殊现象，揭示出这里决非一般的商代村落遗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其社会地位已有贵贱之别。因此，这里可能是商势力西延的一个政治、军事据点，或为商王朝的某一与国所在地。把老牛坡商代遗址作为文献中所记载的崇国文化遗存来考虑，应当是合理的。
周是陕西关中的一个古老部族。在夏朝时，周族首领弃为农官“后稷”，负责管理农事，因而周族擅长农耕，发展很快。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周人以今陕西岐山、扶风一带的周原为活动中心，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成为臣属于商王朝的诸侯国。之后，周族逐渐向东发展，至周文王时，已发展成为一个可与殷商抗衡的大诸侯国。文王是周人历史上卓有政绩的统治者之一，他在位期间，在军师姜尚的辅佐下，积极地开始了“翦商”的准备，先后伐犬戎、密须，灭耆、邘、崇等国，迁都于丰（今西安市西南沣河西岸），奠定了东向发展的基础。在迁都后的第二年，文王卒，其子发继承王位，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周武王。武王继续周人的灭商大计，将都城进一步东迁至镐（今西安市西南沣河东岸），并于孟津大会诸侯，与诸侯结下同盟，共同讨伐商纣。此后两年，武王败商军于牧野，攻占商都朝歌，结束了商朝的统治。
丰镐两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严格规划的都城，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城市，对其的考古调查始于1933年，1951年起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开始发掘，直到今天，对这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还未中断。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工作，可看出其城市布局已初步具备了一定的规划思想。在丰镐遗址还发现了400多座墓葬及陪葬的车马坑、马坑和牛坑。遗址中还发现有多处埋藏青铜礼器的窖藏，出土青铜器近百件。这些青铜器造型精美，其上的铭文记载了西周王朝及方国的一些重要史实，具有极高价值。
西周是我国继夏商之后的第三个王朝，是中国早期国家发展的鼎盛时期。从西周起，西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周公在此制礼作乐，为周朝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制度，覆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西周华夏民族的壮大和礼乐文明的构建，各项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对中国古代政治影响深远，以至于到了春秋末期，孔子还在崇尚周礼，梦想回到西周盛世。
秦人是华夏族源于东而兴于西的一支，其最初的领地在今天甘肃礼县一带（周朝时称为西陲），礼县大堡子山古墓葬区经考古证明系古代诸秦公陵墓。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赐封岐山一带给秦人，秦始建国。之后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以西部为大后方，奠定了秦国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基础。孝公时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逐渐走向富强。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从此秦正式成为一个大国。公元前237年嬴政登基，他从公元前230年灭韩国起，到公元前221年灭齐国，统一中国。
秦人入陕后曾先后于雍城、栎阳、咸阳等地建都。
秦雍城是秦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座都城。秦自秦德公元年（前677）至秦献公二年（前383）以此为国都，历时294年，经过19位秦君的苦心经营，秦国逐渐由弱小到强大，为之后秦始皇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雍城是秦都城中延续时间最长、执政国君最多的一座都城，在秦国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献公二年（前383），秦国迁都栎阳，历二世35年。正是在这里，秦国开始在商鞅的主持下营建咸阳城，于秦孝公十三年迁都咸阳。栎阳城遗址位于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官庄村与古城屯村之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两次发掘，先后发掘出9个城门、16条街道、冶铁作坊遗址以及大量珍贵文物，可见栎阳全城规模，亦可见此地曾是秦国冶铁和兵器制作的重要基地。发现战国晚期铜釜中的金饼以及其上用篆书写着“四两半”的字样，当是显贵或富商大贾所遗留。司马迁曾说栎阳“亦多大贾”，说明这里的商业也十分发达。
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将国都迁到咸阳，秦国在此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帝国——秦王朝。短祚的秦王朝虽然仅有15年的历史，但秦始皇在这里制定了一系列政治制度和巩固统一的措施，以至于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正可谓“百代皆行秦政事”。今天，我们可以从《史记》《汉书》《三辅黄图》《三辅旧事》等文献以及众多古代诗人的作品里、从多年来考古工作者所从事的大量辛勤工作中看到秦咸阳都城的辉煌规模和宏伟壮观的建筑。
盛极一时的古代西安的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以及众多的发明，也对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源远流长的西安古代文化，既具有独特的文化素质，又积聚了中华民族精粹主体文化的意识，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混沌初开到早期国家的礼乐文明，再到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帝国，西安走过了近百万年的风雨历程，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一段人类由婴儿到成人的成长过程，是人类早期生存和抗争的真实见证，也是人类社会从荒蛮走向文明的历史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