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判研集》序

经盛鸿

男,江苏盐城人。先后从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与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在社会上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太平天国史研究学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与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曾在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等发表与出版《詹天佑评传》、《胡宗南大传》、《民国暗杀要案》、《史海闲话》、《南京沦陷八年史》（上、下册）、《枷锁下的金陵》、《民国大案》、《武士刀下的南京》、《恶魔的吹鼓手与辩护士》（上、下册）、《西方新闻传媒视野下的南京大屠杀》（上、下册）、《屠杀与抗争》（主编）、《魏特琳传》（参著）、《金陵女子大学校史》（参著）、《创伤的历史》（参著）、《中华民国文化史》（参著）、《中华民国史》（参著）等著作，以及《中华民族凝聚力透视》、《论中国近代失去的机遇》、《论洪秀全的“异梦”》、《严复甲午前思想矛盾试析》、《孙中山与陈其美》、《民国史上最早被“诱奸”的文人刘师培》、《抗战初期震惊中外的南京日谍案》、《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本随军记者与作家》、《侵华日军南京慰安所调查与研究》、《1949年国共军事战略及其得失述论》、《毛泽东、江青婚事的反对者及其命运》等论文约200余篇。

　　作为一名史学研究工作者，我十分敬佩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他们在中共栖霞区委、栖霞区人民政府以及江苏省、南京市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关心与指导下，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经历了无数个日日夜夜艰辛的笔耕与奔波，于2007年12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7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了《原罪——侵华日军在南京栖霞暴行录》（简称《原罪》）；仅两年之后，他们经不懈的努力，又编辑出版了《原罪》的姐妹篇——《〈原罪〉判研集》（简称《判研集》）。这犹如两朵并开的鲜花，将中国的抗战史、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地方史志研究的园地装扮得更加丰富多彩，引人入胜。
　　两年多前，我荣幸地被邀请担任《原罪》一书的编辑顾问，并被邀请为该书作序。当时，我在《序》中指出：我初读《原罪》一书的书稿后，“感到震奋，感到高兴，深感这是一本对南京大屠杀史进行开创研究与宣传的著作，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我感谢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同志门，你们辛勤的富有创造性的劳动，为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与宣传作出了新的贡献，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百花园增添了一朵色彩鲜艳的花朵。”
　　我在《序》中概括地指出了《原罪》一书内容的四个重要的特点与优点：第一，本书对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入与细化研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第二，本书为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其典型的材料与极其重要的视角。第三，本书揭示了侵华日军对栖霞区工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与掠夺。第四，本书以一定的篇幅，展示了栖霞区人民在沦陷后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
　　我在《序》的最后指出：“本书的史料来源广泛而可靠。它既有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南京大屠杀期间有关栖霞区史事的各种第一手的档案、报刊资料，包括中国、日本、西方中立国家的资料，又有许多当事人的各种回忆录材料，还有一些中外著名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的研究成果。这些材料都经过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的再次考证与精心编辑，因而更加准确，更加全面，更加有说服力与震撼力。”
　　2007年12月7日，中共栖霞区委、栖霞区人民政府为《原罪》一书的出版隆重举行首发式，有关方面负责人与许多专家学者、新闻界人士赶来参加盛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我拿到刚刚出版、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原罪》一书时，立即被此书精美的装帧、厚实重大的内容与图文并茂的设计深深地吸引与震撼了。《原罪》的正文，将侵华日军在栖霞的“原罪”分为6个部分，即：幕府山集体大屠杀、燕子矶集体大屠杀、紫金山周边集体大屠杀、片桐部队两少尉杀人比赛、在栖霞难民营的暴行，以及分散屠杀与其他暴行。另以“特载”形式，附录了中国军队在栖霞地区对日军的抗击、国际友人对栖霞难民的救援，以及对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的刽子手的正义审判。全书共37万字，配有彩色插图、地图、纪念照片多幅，及文中插图70余幅。全书从框架结构到内容编选，从排字印刷到设计装帧，都堪称一流水平。一家基层地方志办公室与档案局竟能编辑出版如此高水平、如此厚重、精美的图书，令人吃惊与敬佩。而此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与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更是我始料所未及。然而，当我逐步了解到此书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益与宣传教育作用后，就觉得其所获得的一切称许和赞誉，都是十分必然与自然的了。
　　《原罪》出版后，在学术界、在新闻界、在社会上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好评如潮，一时间充耳都是对这本书的称许和赞誉。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在倍感欣慰，似乎对民族的一颗拳拳之心可以由此得到了些许安妥的同时，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与谦逊的态度。他们认识到，在编辑出版《原罪》一书时，由于时间的仓促与经验的欠缺，在编辑方法和内容上也是有局限和不足的，此如，所录侵华日军暴行尚有残缺，仅仅实录了侵华日军“原本的罪、原有的罪、原来的罪、原样的罪”，是还原了他们当年的种种暴行和罪恶，却并未真正揭示出这些罪的“基因”和根源，等等。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世界政治风云的无常变幻，特别是中日外交关系的跌宕起伏，他们越来越感到世人，包括中国人与外国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认识还远不深刻、远未自觉、有时相当肤浅甚至错误。近几年，新闻传媒连续多次报道了社会上有一些人不了解中国人民在近代一百多年间遭受列强侵略蹂躏的历史，甚至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这中华民族历史上应该永不能忘的惨痛的一页；令人堪忧的是，一些人甚至不愿再提南京大屠杀、不原再听到我们民族历史真实的声音，称“这将破坏他们快乐生活的兴致”；更有甚者，有极少数明星、名人，竟以穿日军军装、举日军军旗为荣，招摇过市，招摇上台。直到2009年10月间，如下一则新闻赫然出现在报端：
 

　　据《法制日报》10月15日报道，一则题为《09年国庆节，郭亮丑陋的一幕》的网上帖子称，在郭亮，竟有国人以穿日军服装留影为荣，希望记录这组镜头，让更多的国人得以警惕。发帖人还附上了4张照片，照片中一名游客穿着日本军服，手握日本军刀，嬉皮笑脸，形态猥琐。其中一张照片中，该游客还举起手向围观者示意。
　　该贴在网络论坛出现后，虽有部分网友认为这些游客只是出于好玩心理，但大部分网友表示强烈指责。“从各地一些有关抗日战争历史的旅游景点来看，国人穿日军军服拍照已不是一起两起简单个案，就在今年3月，国内一些媒体就曾报道过湖南省凤凰古城某些照相馆向游客出租日本军服并拍照的新闻，并引起管理部门和人们的思考了。”
　　“类似事件一出再出，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的缺陷”，河南省社科院一位专家指出。河南省政治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张建成说，身穿曾经侵略我国的日军军服拍照，尤其特意向他人展示，本质上是一种损害祖国荣誉的行为。
（《报刊文摘》，2009年10月21日）

　　“穿日本军服照相”这种行为，虽然不能武断地、简单化地斥之为公开替侵华日军张目和招魂，但它却实实在在地使国人蒙羞，实实在在地需要国人和史志工作者反思，
　　这一切使得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内心又时时地不安起来。这一切逼着他们不得不去重新检视《原罪》这本书的编辑及其社会功效。现实使他们悟到，上述问题，仅靠《原罪》这样一本书是解决不了，《原罪》一书的努力仅是初步的，他们不应当止步于《原罪》的编辑出版，而是要继续有新作为。于是，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决定，在编成《原罪》的基础上，用两到三年的时间，再编辑出版《判研集》、《考补集》等系列丛书，作为《原罪》的姐妹篇，使其社会教育功能继续发挥并发扬光大。
　　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用了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精力，坚持以“冷静的头脑”、“冷峻的态度”和“冷眼”，去看世界、看东瀛，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段民族痛史，它的发生、发展、结局和研究现状，对《原罪》一书的得与失，进行认真的、理智的有时又是痛苦的回忆和思考。他们广泛搜集海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对《原罪》一书的反应与评论文章；同时有意识地约请社会各方面人士，包括省、市、区各级党政负责干部与档案局、地方志办公室领导，如梁建才、蔡金良、毕小平、沈梅芳、尹玉兰等，以及史学界、方志界、文学界、新闻界及档案界的资深专家、知名作家和记者，如张宪文、朱成山、张振鹍、刘敬坤、孙宅巍、诸葛计、徐宏、柳成栋、戴袁支、冯亦同、方政、夏蓓等，还有宗教界的高僧大德、地区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领导同志等，请他们阅读《原罪》一书，写出对该书的感怀与评价文章，然后加以精心的编辑。他们还聘请张宪文、孙宅巍、经盛鸿三位专家担当顾问，出谋划策，为本书的成功编辑奠定坚实的基础，提升本书的学术品位和影响力。历时两年，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最终编成了《判研集》这本新书。
　　《判研集》与《原罪》一样，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都是在“用心、用情甚至用泪”去编辑的，所不同是，编辑《判研集》，更为冷静、更为理智、因此也就多了一分深刻。
　　通观《判研集》各文的内容，我觉得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也是优点：
　　第一，《判研集》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顾名思义，《判研集》旨在评判和研究。所谓“判”，就是要对《原罪》一书进行评价和分析。撰稿的各位领导与专家，首先对《原罪》一书的内容与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实事求是、令人信服的评价。他们指出此书编辑的认真负责，指出了此书的重要的史学价值与开创性的研究道路，指出了此书的重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区长梁建才在《原罪》一书首发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原罪》一书是我区第一本系统地记录日军在栖霞所犯下暴行的地情资料书，它的出版发行，不仅是纪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70周年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对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永远牢记南京大屠杀这段惨痛历史，缅怀先人，汲取教训，维护和平，振兴中华，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梁建才从三个方面阐明了《原罪》一书出版的重要意义：

　　首先，《原罪》的出版恰逢其时。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在此后长达40多天的日子里，他们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大肆屠杀城内外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制造了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万以上的中国同胞惨遭杀害。面对日本教科书掩盖侵略历史，内阁官僚否认罪行、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和新防卫大纲矛头直指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70周年祭日即将来临之际，《原罪》一书在这样的时候出版发行，正是我们对遇难同胞最好的祭奠和献礼，是对30多万无辜死难者亡灵最好的慰藉。
　　其次，《原罪》的出版恰合其地。栖霞地处南京的东北部，依山临江，是南京城的东大门，有长江沿线的重点港口，沪宁铁路从境内穿过，矿产资源也比较丰富，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价值和地理优势。日军从上海进攻南京，必须先要攻占栖霞。为此，当时的栖霞既是南京保卫战的前沿要冲，也成为了日军大屠杀暴行最严重的灾区之一。在幕府山、燕子矶、紫金山周边，日军进行了血腥的集体屠杀，草鞋峡一处，日军便集体屠杀中国军民3万多人，是杀害中国战俘与普通平民人数最多的一次；在栖霞山、马群等地，日军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分散屠杀及其他暴行也令人发指。《原罪》一书收集了许多这方面的资料，有力证明了这段血泪凝成的历史，为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为典型的资料和更为独特的视角。
　　第三，《原罪》的出版恰应其需。历史不容忘却，不容回避，更不容歪曲和抹杀。当前日本的极端右翼分子采取种种手段篡改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原罪》一书，广征博引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各种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并加以细心考证、精心编纂，用铁证如山的、根植于日本军国主义本性的“原罪”，反驳和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无耻谰言。《原罪》一书，将所有散见于各处的有关侵华日军在栖霞地区的暴行资料乃至零星信息搜集在一起，不加任何修饰和演绎，让原原本本的历史说话，以期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并希望以此唤醒日本的良知，勇敢面对并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原罪》一书，不仅为研究日本侵华史和南京大屠杀史提供了一套全新的资料，而且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本生动形象的教材，必将引导我们更好地把握今天的生活和未来的方向。”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研究员在《铸史育人——读<原罪——侵华日军在南京栖霞暴行录>》一文中总结了此书五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史料性强。该书资料来源广泛，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图书馆、金陵图书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馆多年馆藏的史料，也有当年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日记和文献；有当年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庭审史料，也有当年中日双方媒体的战时报道等。这些史料详实、来源可靠、引用恰当、编排有序，成为一条有根有据的史料链，为收集和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史料，特别是栖霞地区的史料提供了便利与可能。
　　二是实证性好。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收录了历史证人的口述史资料，而口述史资料历来在中外史学研究领域被称为“第一手的资料”。书中有大量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也有当年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的证言，还有美、德、丹麦等第三国人士的证言，还有当年参与埋尸和救援的历史证人证言，等等。实证是固化历史的一个有效方法，也是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研究手段，愚以为，栖霞区地方志的同志们在这方面是尽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
　　三是学术性优。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该书引用了现代许多位中外学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学术研究成果，如日本著名学者笠原十九司、小野贤二先生关于日军在南京幕府山下的大屠杀，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先生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资料，我国研究南京大屠杀专家孙宅魏先生关于八卦洲遇难同胞尸体掩埋的最新研究成果，中国青年报记者戴袁支关于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研究成果等，体现了一定的学术性。
　　四是地域性明显。栖霞地区是南京大屠杀受灾程度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仅燕子矶、草鞋峡两处集体大屠杀遇难人数就超过10万人之多，还有仙鹤门、北家边等地的集体屠杀，遇难人数众多。此外，还有在汤山、上五旗、下五旗、栖霞山等地的零散屠杀等。该书着眼于栖霞地区的范围搜集史料，形成一本个性特点鲜明的史学专著，这是继原雨花台区文化局副局长杨新华同志（现为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撰写并出版《血证》（主要内容为侵华日军在雨花台区暴行证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8月版）一书之后，又一个从南京郊区广袤的受害地域上，撷取起一捧曾被遇难同胞鲜红血迹浸透的土壤，从中汲取精神力量的历史文化成果。
五是教育性上乘。从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角度，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本书当作一本历史学方面的乡土教材。历史离人们久远了，容易造成记忆上的模糊，情感上的缺失，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大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价值观需要正确地引导，该书可以成为帮助人们打开历史之门的一把管用的钥匙。

　　朱成山研究员高度概括的这五个特点，正是对《原罪》一书进行的最恰当的分析和评价，与江苏省社科院孙宅巍研究员称赞本书有“完整性、真实性、学术性”三个特点是相同的认识与评价。而南京市档案馆的研究员夏蓓则以女性学者的细腻深沉，谈了《原罪》一书编纂给她留下的“三点极其深刻的印象”：一是书名起得妙；二是题记立意高；三是前言写得好。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的专家方亚光研究员用形象化的语言，写出了他读《原罪》一书后的感受：“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开卷之时眼睛为之一亮 ，阅读过程心情为之一沉，掩卷之余思绪为之一展。”所有这些分析评价，都十分精当准确，也都甚获我心。
　　朱成山研究员还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的身份，满怀深情地说：“栖霞区的同志们所作的努力，与我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肩负的使命，有着志同道合、异曲同工的感觉。俗话说：“一根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为了对历史负责，也是为了对未来负责，需要更多的人关注、关心和关爱我们从事的伟业，帮助和支持我们搞好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收集、研究和利用，在共同努力的过程中，取得更多更丰硕的成果。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说，愿值此机会，衷心地感谢栖霞区的各位领导和同仁们，同时殷切地期待着他们再创佳绩。”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与论证了《原罪》一书的巨大的社会价值与教育功能。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的民国史专家张宪文在书评《南京大屠杀的有力罪证》中，赞扬《原罪》一书的出版“是一件很有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的工作。它出版后，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各方面的赞扬。”他指出：

　　厘清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不单是学者和有关研究机构的事情，应该有更多的部门、政府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南京市栖霞区党政领导和广大干部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并积极支持和参与调查研究。他们这种为历史负责、为遇难同胞主持正义的精神，深深感动着我们，受到广大历史学者的崇敬。
　　栖霞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万元和的书评《凝血的史实，永恒的教材》则指出：“细读《原罪》一书，那一章章凝血的史料，一篇篇和泪的证言，一幅幅惨烈的照片，一场场军民不屈反抗的壮举，一次次国际友人的人道救援，无不使人震撼，发人深思，给人启示。《原罪》一书是一本对南京大屠杀史进行开创性的深入与细化研究的著作，也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他认为，其宝贵的教育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深入揭露侵华日军在栖霞的种种暴行，充分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本质和原性。第二，追忆和牢记中国军民不屈反抗的壮举，继承和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第三，全面了解近代栖霞遭受日军侵略的苦难历史，强烈激发热爱祖国、建设家乡的热忱和志气。第四，深切缅怀国际友人的人道救援，坚信正义力量，共促世界和谐。

　　最后，他总结道：

　　《原罪》一书宝贵的教育意义，就在于从地区社会的层面，以历史的真相深入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灭绝人性、毫无人道的罪恶本质和原性，由此引发思考，提升认识，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树立远大理想，加快建设祖国和家园，为真正实现中日世代友好和国际友好，共建和平发展、永无战祸的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

　　当然，撰稿的领导与专家们也抱着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原罪》一书的一些缺点。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著名史学家张振鹍研究员首先赞誉了“本书极高的史料价值”，以自己多年从事抗战史史学研究的切身体会，写道：“当年日本侵华军在中国首都南京所犯的‘种种罪行’，烧杀淫掠俱全，而最严重的是杀，特别是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我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曾着意搜集资料并做过一点研究，却不曾专门研究南京大屠杀。现读此书，终于获得一个弥补的机会，从这些资料中看到了南京栖霞区范围内多处多次屠杀的情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场在南京沦陷第四、第五两天发生于幕府山附近的江边，本书资料充分展现了这场大屠杀的来龙去脉及其惨烈场景。”同时，他也指出：“本书在编辑上有缺欠，主要是对书中日文资料的译文处理不当。本文多处引文页码之后有“又见第××页，译文不同”字样，指的就是该资料在书中有重复出现，而两处译文不一致，不统一。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同一资料译文分歧往往对其原文原意造成损害，给该资料的使用造成困难。整理、编辑、出版现成资料，理应对其中全部译文就原文认真校订，务求其准确无误。本书没有这样做，留下了一大缺憾。”
　　江苏省社科院孙宅巍研究员则对《原罪》一书“在钦佩、赞赏之余，也有感到不足的地方。例如，该书在紧紧围绕日军屠杀暴行展示各种证据资料的同时，对于日军奸淫、放火、抢劫暴行的资料收编，稍显不足；还有少数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的篇目，内容虽好，但与日军在栖霞地区的暴行以及与栖霞本身并无直接关系，似可不收。不过，总的来说，瑕不掩瑜。《原罪》不愧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园地中的一株奇葩。相信该书出版的意义与价值，会在今后的岁月中，更加显现出来。”
　　第二，《判研集》提高了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水平。如前所说，《判研集》旨在评判和研究。但判研的重点应当是“研”，就是要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件历史公案进行深入和深刻的研究、探讨和思索，从根本上去揭示在日本军国主义把持和操纵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制造大屠杀惨剧的必然性，阐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一日不铲除，我们就一天也不能放松对日本右翼势力的警惕，一天也不能放弃对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无耻企图的揭露和批判，以期达到理解并记忆南京大屠杀的目的。《判研集》的又一重要内容，是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史料、新的视角、新的思维，因而将《原罪》一书的研究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年逾八十的著名研究员刘敬坤在《满腔怒火读<原罪>》一文中,抒发了他读了《原罪》一书后的强烈感情。《原罪》一书不仅激起了他对日本侵略军南京大屠杀滔天罪行的满腔愤怒——可见《原罪》一书的感人之深，而且勾起了这位老人对当年他亲见亲闻的抗战史事的回忆，尤其是他对当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见闻成为极为难得的珍贵史料。他写道：

　　我实在是以满腔的怒火来读《原罪》这本书！我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1937年12月13日，即南京沦陷的次日，我正在由上海迁校至安徽阜阳的上海私立安徽中学就读初中一年级。校长吕荫南先生是老同盟会会员，在早晨升旗后，他沉痛地流着泪水对我们说：“我们的首都南京昨天沦陷了，我们使先总理蒙尘，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吕校长讲完这几句话后，就当着众人的面嚎啕大哭起来，其他的教员和学生也痛哭流涕。我听了吕校长的话后，心中也感到万分难过。
　　学校至此也就停办，组成一个游击队训练班。虽然我在全班年龄最小、身材最矮，但仍然参加了游击队训练班。在训练班受训才三天，祖父便派人到校，硬把我带回家中。
　　在家过完旧历新年后不久，最早被抽壮丁的佃户吴三（吴三家共有兄弟四人，吴三抽签被选中当兵）应征入伍后，只在后方接受三个月的训练，就被补充到一线作战部队中，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我听说吴三跑回家乡后，就去找他了解相关情况。
　　吴三说：“我只知道是开到南京作战，在南京哪个地方也不知道，和日本鬼子打了几天仗后，说是撤退，我们军队都打散了，我随大家到了江边，已经没有船，当时就有人拆下门板，有人找到大木盆、木桶，弄到江里以便渡江。我还看见有几个人把一口空棺材推到江里，几个人就在棺材四周扒着棺材渡江。我见到有人滚了个大木头到江里，也去找了个大木头，就是靠这个大木头，连划带漂才到江的北岸。”我问吴三：“过江的人多不多？”吴三说：“满江都是人，鬼子对江里打机关枪，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江水都被血染红了。”这是我对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最早印象，这个恐怖的印象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不能忘怀。

　　后来，我翻看了不少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材料，对日军在南京城内进行大屠杀的情形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在看了《原罪》之后，知道日军在南京屠杀30万人中，有三分之一约十万人是在南京城郊栖霞被杀戮的，而且都是灭绝人性的集体性大屠杀，其中以在幕府山下草鞋峡的大屠杀规模为最大，人数为最多，也最为惨烈。其次是日军在燕子矶的大屠杀。我认识一位在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厨房作炊事员的吴学才，家住在燕子矶，因为在日军大屠杀时，看到被无辜杀死的人太多，景象太过凄惨，心理长期恐惧，以至于从那以后吴学才天黑即死守家中，不敢出门。再次就是紫金山地区的大屠杀。日军在栖霞区这三个地区实施大屠杀，过去都没有突出的详细报道，除了专门研究者外，了解详情的人并不多。现在由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和栖霞区档案局把海内外记录幕府山下草鞋峡、燕子矶、紫金山下等处集体大屠杀的文献汇集成册，文献中记载了日军实施大屠杀的时间、地点、人数，并有当时中国幸存者证明，更有施虐者日本侵略军自己的证言证词，这是铁证如山的日军大屠杀记录，也是投向那些至今仍为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狡辩者的重磅炸弹！
　　著名诗人冯亦同在其所写的《“历史版图”的纵深开拓》一文中，则以他曾在栖霞区所辖八卦洲工作、生活10年的独特经历，以及他近年参与有关南京大屠杀史的文艺创作与宣传工作的见闻，写下了他读《原罪》一书后极富个性的感慨与饱含哲理诗意的评价：

　　我之所以发出以上的感概，是同我个人在栖霞区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分不开的。自1968年至1978年，我在栖霞区的八卦洲“下放”过十年，熟悉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地处扬子江心的八卦洲，外圩周长70余华里，比现存的南京明城墙还要长，而它仅仅是栖霞区北部位于江心的一片沙洲，与它隔江相望的幕府山（局部）、燕子矶，还有包括栖霞山、紫金山在内的江南丘陵地带均属栖霞区管辖，可以想见昔日栖霞的“版图”要比南京城大出许多倍！1937年冬天，在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城陷落前后，地处东北郊、滨江临山、幅员辽阔的栖霞，既是城内外老百姓逃难跑反、守城军队仓皇撤退的奔命之所，也成了侵华日军攻城掠地、耀武扬威、大规模施暴与杀人的现场。许多史料记载（包括日本军方文件、阵中日记、当年加害者忏悔的证词）都说，日军官兵在南京城外广大农村的所作所为，比他们在城里所干的烧、杀、淫、掠等无耻行径要疯狂得多，更加肆无忌惮，也更加没有约束。尤其是在从下关、幕府山，到燕子矶、栖霞山至龙潭的长江沿岸一线，由于有通向八卦洲和长江北岸的诸多渡口，又是一片片广袤的江难、荒野与山地，当大批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逃难百姓被押送和追赶到之后，杀红了眼睛的东洋武士道们奉上峰“就地处理”的指令，接连多日用机枪扫射、刺刀杀戮、扔手榴弹，直至挖坑活埋、汽油焚烧、赶进江水溺毙等等，各种残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丧心病狂地制造了一桩又一桩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大血案，让鱼雷营、草鞋峡、大湾子……这些在扬子江边沉寂了多年的地名，连同我数以千万计无辜同胞的绝命呼号和死不瞑目，一个个填写进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的历史档案，成为控诉侵华日军战争暴行的累累铁证！
　　展读《原罪》中记录日军在栖霞地区所犯暴行的六大部分史料，犹如行走在我无数次经过的从长江南岸到八卦洲头的浩茫天地间，听历史老人指认7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悲惨往事，不禁想起几年前为创作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的民族交响乐，著名作曲家赵季平专程来南京燕子矶江边实地采风。作为合作者、这部交响乐的文学撰稿，我在当晚的聚会中与作曲家首次碰面，他深情地说自己听到了“大江的诉说……”据此，在南京民乐团团长雷建功的统筹、历史顾问朱成山的参与下，我们反复研究和多次讨论，共同设计了《金陵·大江》《江泪》《江怒》《江问》等五个乐章的标题与立意，经作曲家的妙手打造，谱写出了被誉为“警世之作”、“开民族交响乐先河”的《和平颂》。2004年南京首届名城会开幕式上，它作为献礼作品奏响；2005年5月9日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作为全国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系列活动的首演节目，南京、台北、香港两岸三地的艺术家们同台合奏《和平颂》，将来自石头城下的大江呼唤和时代强音，通过交响乐的旋律和音符，传向四面八方，深入更多的人心。即便如此，当我读到《原罪》书中有关燕子矶、草鞋峡、大湾子等处的日冠暴行史料以及专家对“草鞋峡”和“大湾子”两个地名辨证的论述，我仍然会为这些珍贵历史资料所披露的事实触目惊心，同时也为当今的研究者为考订“历史版图”的认真严肃的工作态度所感动。因为说到底，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创作与文化活动，都应该建立在真实和真知的基础上，如果脱离了这个实事求是的“真”字，那一切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和无的放矢。

　　冯亦同还在文中引用了他两三年前为鸡鸣寺整理文史资料时，所发现的一份日本游客写给该寺住持莲华法师的感谢信。写信人是当年名叫馆喜雄的侵华日本老兵的三位子女馆昌利、馆和平、馆弘子，他们专程来南京追寻已故父亲的踪迹，向南京父老乡亲反省与忏悔，随信还附有60年前他们的父亲到鸡鸣寺请住持守慧法师写的汉诗书法作品的影印件。感谢信中的部分文字如下：
 

　　此次我们一行于父亲诞辰100周年，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为追寻父亲足迹前往南京。父亲于1937年日中事变之时出兵至南京。（对于过去悲惨、黑暗的事件，我们的心情非常沉痛）。南京古鸡鸣寺住持守慧曾送我父亲汉诗，我父一直惜心珍藏，此次访问贵寺之际，住持莲华亲自为我们导游寺院，我们甚至又厚脸皮领收了汉文书籍。此外，在那么高雅的房间里又盛情款待了我们一行，真诚地感谢你们。……

馆　昌利　和平　弘子　拜上
 

　　这位名叫馆喜雄的日本老兵所保存的、守慧法师书写的“汉诗”，是清初著名诗人王渔洋咏古鸡鸣寺的一首七律，书法条幅上的落款为“已卯初冬南京古鸡鸣寺住持守慧”，时间正是1938年。这则珍贵的图文资料，为我们了解鸡鸣寺在南京大屠杀前后的那一段历史，特别是对研究曾参加南京保卫战、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国民政府守军教导团工兵营长钮先铭及其名著《还俗记》，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钮先铭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未能及时撤离，得到上元门外永清寺僧人的庇护，化装为和尚，躲在庙宇里，隐身埋名。他曾被日军拉夫去参加大湾子江滩上的收尸工作，目睹了幕府山下日军暴行尸横遍野的惨状。随后，他又跟着佛门恩人一起躲入南京城内的鸡鸣寺。由于能写一手好字，他常为该寺住持代笔，给前来寻求内心安慰的日军官兵题写古诗和吉语，因而有机会观察和记录战争加害者们的种种行状。他在“那座死城”内外度过了惊心动魄的八个月，最终死里逃生，离开南京，回到中国部队中。他的这段传奇般的经历使他成为“南京大屠杀重要历史见证人”。这位1996年才辞世的前国民党将军、曾任台湾警备副司令的传奇人物，于 1971年写成关于他亲身经历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回忆录《还俗记》，在台湾出版并蜚声海外。此书的大陆重编本迟至2005年才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佛门避难记》。冯亦同文中的珍贵资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钮先铭及其名著《还俗记》，提供了新的线索与新的例证。
　　冯亦同还以诗人的情怀，引用了他著名的诗篇《江东门沉思》中的几节诗句，用来表达他阅读《原罪》一书后的心情，希望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你是一段早已消失了的古城墙
至今，仍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延长……
你是一道见证了历史惨剧的门户
再也不能放过那群妄想溜走的匪徒！
一个甲子，石城内外早已改变了模样
唯有你，挽着那个冬天面对人间沧桑──
为给大厦的地基，添一份深邃和凝重
为给时代的栋梁，增一份挺直与坚强
正义在这里攥拳，良知在这里锻造
真诚的忏悔，同样显示胜利者的力量……

　　《判研集》一书还在“附录”中收录了美籍华人女学者张纯如的名著《南京大屠杀》中的重要片段，主要是揭示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无比的凶残暴虐的社会历史根源。这显示了《判研集》一书编者深邃的历史眼光。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背后的动因》一节中写道：
现在让我们来回答所有的问题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南京城里的日本人的心理状态。才十几岁的孩子兵，手拿来复枪或机关枪干出如此残暴的屠杀，是什么东西在他们内心推动？
　　许多学者就这个问题反复斟酌，几乎也找不到答案。……
　　这里就是我们所听到的：日本士兵不仅在与中国人战斗中变得冷酷无情；在执行谋杀中国的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任务时也一样冷酷无情。说实在的，日本军方组织各种竞赛和练习，使他们的部队对人类的本性——反对杀死已不再抵抗的人员——麻木不仁。
　　例如，在走往南京的路上，士兵们曾被要求参加杀人比赛。这次比赛被日本媒体掩饰为一场体育活动。最为声名狼藉的是出现在《日本广知新闻》12月7日那期上的标题文章：《两中尉杀死百人比赛难分高下》。

　　同属驻扎于句容县的片桐部队的向井敏中尉和野田毅中尉进行友谊比赛，看他们谁能在日军完全占领南京之前，用个人的佩刀首先砍死100个中国人。他们的比赛已顺利达到最后阶段，如今正难分伯仲。星期天（12月5日）……..据《朝日新闻》报道，“得分”是向井中尉砍死89人，而野田中尉则砍死78人。
　　一周之后报纸报道说，他们俩没有一个人能弄清楚，到底是谁首先通过标准的，于是他们把标的提高到150人。《日本广知新闻》报道说。“他解释说，这是把一个中国人连钢盔带整个人，一刀劈成两半的结果。他宣称，比赛很开心。”

　　这样的暴行并非南京地区单独存在。更正确一点地说，他们是整个战争时期日本人实行的遍布中国的典型心理脱敏政策。一个叫田岛的日本二等兵提供的以下证词并非鲜见：

　　有一天尾野少尉对我们说，“你们还没有杀过人呐，所以今天咱们要进行杀人训练。你们必须不把中国人看成是人类，而要看作是某种比猫狗还不如的东西。勇敢些！现在，自愿做杀人练习的，走到前面来”。
　　没一个人动作。少尉发了脾气，
　　“你们这些胆小鬼！”他嚷嚷道。“你们没有一个人能配得上称自己是日本军人。没人自愿吗？那好，我可就给你们下命令了。”接着他开始点名出来，“大谷—吉川—上野—田岛”。（天哪—也有我！）
　　我用我颤抖的手举起了上着刺刀的枪，然后——在上尉歇斯底里的咒骂声中—我慢慢向那个被吓坏了的在深坑边站着的中国人走去——那坟墓是他帮着挖的。在内心里，我乞求他原谅我，然后——我闭上眼睛，而我的耳朵里响着上尉的咒骂声——把刺刀猛然扎入那个吓呆了的中国人身体。当我在再次睁开眼睛时，他已经跌入那个深坑里。“凶手！刑事犯”我称呼自己。
　　对一个新兵来说，惊吓是一种自然的推动力。一个日本人的战争年代回忆录，描述一伙没经验的新兵在目睹经验丰富的老兵如何将一群平民残酷折磨致死的时候，如何无法掩饰他们受到的惊吓。他们的指挥官预料了这种反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所有的新兵都会像这样表现，但很快他们自己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但新军官也需要心理脱敏。一个名叫富永少壮的参加过不少战役的军官生动地回忆起，他自己是如何从一个天真的青年人转化成一部杀人机器的。当富永从广岛被派往39师团232联队时，他是一个从一所军事院校毕业的冒失少尉。当他被介绍给那些在他指挥下的士兵时，富永吓着了：“他们目光邪恶，”他回忆说。“那不是人类的目光，而是豺狼虎豹的。”
　　在前线，富永和其他新候补军官，承受了一次以增强对战争忍受力为目标的强化训练。在此过程中，有个教官指着拘留室中一名瘦小而憔悴的中国人，对这些军官说：“这些就是供你们磨练勇气的原材料。”一天又一天这个教官教他们如何砍掉人的脑袋，又如何去刺杀活着的战俘。
最后一天，我们被带到训练场所。24名双手被反绑着的俘虏蹲坐在那儿。他们被蒙着双眼。已挖好了一个大坑——十米长两米宽，深度超过三米。联队长、大队长和中队长都在为他们安排好的座位上就坐。田中少尉向联队长敬礼并报告说：“我们现在便开始行动。”他命令一名值杂役的士兵将俘虏中的一个人拖到了大坑边上；当这个俘虏反抗时遭到了踢打。那士兵终于把那名俘虏拽了过去，逼他跪在地上。田中转向我们，并轮流审视我们脸上的表情。“头要这样砍下来，”说着话，他拨出了自己的军刀。他用一个长把勺从一只桶里舀了一瓢水，将其倒在刀的双刃上。他嗖嗖地挥掉刃上的水，呈弓形举起他的刀。田中站在那个俘虏的后面，稳了稳身子，张开双腿，一声呼喊“嗨！”将那人的头颅砍了下来。那颗头滚落到了两米开外。鲜血从那人的身体里喷射出来，形成两股泉水流进了大坑。
　　那景象是那人令人惊骇，我感我到呼吸都 要停止了。
　　但是渐渐的，富永少壮学会了杀人。而且由于愈来愈熟练，他已不再害怕他的士兵眼睛是邪恶的。对于他，屠杀成了例行公事，几乎是老一套了。回顾他的杀人经验，富永写道，“是我们使他们变成这个样子。把那些在家里的好儿子、好父亲、好哥哥，带到了人类互相残杀的前线。人类转化成了杀人的恶魔，在短短三个月之内。”
　　有些日本士兵默认，杀人对他们来说是很轻松的。因为他们被教导说除去天皇外，所有的个人生命——甚至包括我们自已的在内，都是微不足道的。那个曾经在南京目睹过系列暴行的日本兵，在给东史郎的信件中对他本人的伙伴们的行为，做出极高的评价，在他于京都府福知山第20步兵联队接受训练的两年里，他得到的是这样的的教育：“效忠天皇比高山还重要，而我们生命则比鸿毛还要轻。”他还记得，在战争中一名士兵能够得到的最高荣誉是战死回来；为天皇而死是最大的光荣；活活被敌人抓住是最大的羞辱。“如果我的生命不重要，”东史郎给我写到,“一个敌人的生命必然变得更加不重要……这种哲学使得我们鄙视敌人，并最终导致集体屠杀和虐待俘虏。”

　　在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中，从南京大屠杀回来的日本退伍老兵都汇报说，他们经历了一段完全丧失同情心与犯罪感的日子，甚至在折磨无助的平民时也一样。永福白道（一名日本老兵—译注）坦率地谈到他处在那个陷落的首都时的情绪。

　　我记得被卡车拉着沿着一条已经清理过的街道行进，仍然要穿过成千上万被杀害的尸体堆。当我们停下车来，要把一群中国俘虏踢翻个儿时，野狗正在啃噬死尸的肉体。这进有个日本军官打算测试一下我的勇气。他抽出了他的军刀，啐了一口唾沫在上面；突然他把刀抡圆了，落到一名在我们面前的畏缩着的中国男孩儿的脖子上。那颗脑袋被利落地砍了下来落，向一群头颅滚去，当那孩子的身子也瘫倒在地的时候。鲜血从孩子的脖子喷射出来，像两股如注的泉水。那军官建议我们把这颗头拿回家作为纪念品。记得我在把他的军刀拿过来，也开始杀人时，脸上露出充满自豪的微笑。
　　在经过几乎上长达60年的真诚反省之后，永福白道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在日本当上了医生，在他的候诊室里修了一个懊悔神龛。就诊病人可以看到他在南京的录像带，可以听到他所犯罪的全部口供。这位大夫文雅好客的风度遮住了他过去的令人厌恶的面貌，使得人们几乎不可能想象出他曾经是一名冷酷无情的杀人凶手。
　　“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士兵们用刺刀把婴儿挑起来，活活的把他们扔进沸腾的水锅里，”永福说。“他们结伙强奸12岁到80岁的妇女，而一旦这些妇女不再能满足这伙人的性欲需要时，他们便把这些妇女给杀掉了。我砍过好些人的头颅，饿死过他们，烧死过他们，活埋过他们，被我活埋的人数总共超过两百人。这是多么的可怕，我竟变成了一头野兽，做出这些个事情。我实在找不到措辞来解释我所作所为。我是个魔鬼。”

　　读着《判研集》一书这些新收入的史料，使我们的心灵震颤，同时使我们陷入深深的思索……
　　总之，《判研集》一书为我们继续深化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提供了新的史料、新的视角、新的思考高度；而许多作者文章深刻的哲理与优美的文笔，又使我们读者在阅读此书时，获得了思想的升华与阅读的享受。
　　第三，《判研集》为方志和档案工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判研集》乃至《原罪》一书，为各级地方志办公室与档案局（馆）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与学习的榜样。
　　各级地方志办公室与档案局（馆）的工作如何进行，如何展开，如何更好地资政育人、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服务，多年来一直是地方志办公室与档案局（馆）工作者高度关注与思考的问题，并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编辑出版《原罪》与《判研集》两书，以及其他已经编辑出版和将要编辑出版的各种著作，为各级地方志办公室与档案局（馆）的工作者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值得各级地方志办公室与档案局（馆）的工作者学习与借鉴。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的专家方亚光研究员指出：

　　《原罪》的策划和编辑既不是史学研究者，也不是出版家，而是基层的方志工作者。尽管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古训，但在现代社会中，修志还是一项不太引人注目的工作。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承担着该区修志编鉴的任务，是一个“清苦、艰苦、辛苦”的单位，人员不多，“三五个人，七八条枪”，而且有的年事已高。但无论是刚入行的热血青年，还是年事已高的志坛宿将，多年来，他们“甘心、安心、专心”于修志编鉴，并以专业求职业，以事业求伟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原罪》的策划与编纂，再次体现了该区方志工作者的敬业与务实。

　　编辑出版《原罪》既不是区志办的“分内事”，也不是修志工作者的“强项”，但他们却以拳拳报国之心、寸寸责任之感，自加压力，精心策划编辑。编写地方志，应该对自己所居住家园的历史、现状了如指掌；编写地方志，应该去伪存真，还历史和人物的本来面目；编写地方志还要围绕资政教化这个中心，始终服务决策、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因此，方志工作者不仅要修好志，还要用好志；不仅要对历史负责，还要为现实服务。栖霞区方志办的同仁忠实地履行着方志工作者的职责，在修志编鉴之余，积极开拓，不断挖掘方志资源，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富有地方特色的地情书。2007年12月13日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70周年祭。栖霞区作为南京市的一个郊区，在70年前的那场灾难中蒙受了屈辱。“出于一个地区史志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民族情怀以及对日本右翼分子极力诋毁和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图谋的义愤”， 区志办开动脑筋，积极策划《原罪》，并用心、用情、用泪进行编辑，以期揭示真相、祭奠亡灵、记住历史。应该说，此举是爱岗敬业的最佳注脚，是一个地区方志工作者职业情怀和历史责任的真实反映。
　　《原罪》是栖霞区方志办奉献给社会的一份精神文化产品。从这份文化产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基层方志工作者那种求真务实、孜孜以求的精神品质。《原罪》从策划到编辑出版，前后10个多月，但真正有效编辑时间只有5个多月。编者们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试想，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事业心，没有一种干实事的精神，是不可能为一本书“时常夜不能寐、时常涕泪四流”地工作的。入选《原罪》的文字资料虽然只有30多万字，但编者研读的档案文献资料却有2000多万字，从中辑录出侵华日军在栖霞地区施暴的各种文字和图片资料则达300多万字。因此，从2000万字到300万字再到30万字，既是编者“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编辑历程的写照，更是基层方志工作者严谨求实治学态度的体现。《原罪》从策划到编辑，从组稿到出版，编者们不仅研读了大量文献资料，而且走访、请教了许多专家学者。从编辑创意到框架拟定，从文字资料到图片资料，从装帧设计到印刷出版，每个细节都注意与专家学者的交流沟通。有时是书信往来，有时是登门拜访。正是由于编者的真心和诚意，才赢得了社会各方面人士对《原罪》的“共襄共赞”。可见，《原罪》辑录的虽是那段沉痛的历史，但迸发出的则是编者们一颗颗赤诚的心。
应该说，方亚光研究员对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的工作的肯定与赞扬，并不过分，而是十分恰当的。两年前，我为《原罪》一书作序时曾指出：“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多年来多是对整个事件的描述与批判，而较少细致的分区调查与研究；已有的为数不多的分区调查与研究，又主要集中在南京城区。对南京郊区日军大屠杀暴行的细致的调查研究与较完整的展现，本书可能是第一本，因此它有着开创性的研究意义。人类的认识规律。也是学术研究的规律，都是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然后在更高的层次上，再从个别到一般，从一般到个别，如此往复循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提高，有所前进。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调查与研究，对这段中华民族永远不能忘记的惨痛历史的认识与宣传，也应是这样。当我们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有了许多对整个事件的描述与著作成果后，目前应该更多地进行细致的分区调查与研究，特别是对薄弱的南京郊区日军暴行的调查与研究，从而将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引向深入与细化，取得新的丰富的成果；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对整个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整体研究与著述，必将写出更多更好的著作，必将使我们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原罪——侵华日军在南京栖霞暴行史》一书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意义。就我所知，目前在南京各区，县中，进行了细致的分区调查与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还不多。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与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富有成效的工作，表现了他们可贵的认识前瞻性与历史责任感。”我还表示：“衷心希望南京市其他各区、县有更多类似的或者更好的著作问世，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园地装扮得更加美丽！将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两年时间过去了，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又推出了一本更有力度、更有水平的新著——《〈原罪〉判研集》。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以他们的辛勤劳动与开创性的工作以及其丰硕的成果，继续成为南京市各区、县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各档案局（馆）工作中的佼佼者，又一次成为南京市各区、县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各档案局（馆）工作中的引领者！
　　《原罪》一书不仅在南京引起轰动，而且在全国也赢得学术界与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敬佩与高度的赞扬。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室主任、黑龙江省地方志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黑龙江省志副总编柳成栋先生在《弹雨腥风弥幕府，刀光血影漫栖霞》一文中，对《原罪》一书，以诗一般的语言赞誉道：

　　血雨腥风已经过去，如今的燕子矶、栖霞山，乃至整个南京更加美丽，但是美丽的重新回复，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一个没有记忆或失去记忆的的民族是可悲的，也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而“忘记过去就注定会重蹈覆辙”。字字血、行行泪、段段耻、页页仇、篇篇恨的《原罪》使我们重温了71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栖霞区，不，应该是在整个南京所犯下的暴行的历史。难道这段悲惨的历史我们不应该记住吗？正像书中题记所说的那样，它为我们自己、我们已经和将要出世的儿孙们立下了存照，让我们共同记忆历史上那年那月那日以及它所承载的家国民族之血与泪、耻与恨、醒与悟。

　　有一份耕耘，必然要得到一份收获！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卓有成效的工作理应得到社会的回应。我知道，社会各界对《原罪》一书的热烈赞扬与满怀感激，没有也不可能都收进《判研集》一书中，但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所作的贡献，会记载于史册的。
　　第四，《判研集》彰显了编者的社会道德责任感。该书收录了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的文章，谈了他们编辑出版《原罪》与《判研集》两书的初衷、过程与心得，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两本著作、理解他们的工作与心路历程，理解他们崇高的心灵与敬业精神，提供了方便。
　　《原罪》主编吕佐兵是一位资深的地方志与档案工作者，不仅熟悉历史与档案，而且文字极佳，编辑经验丰富，更为可贵的是，他有极为强烈的爱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有极强的敬业精神与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他在讲话与文章中多次谈到，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编辑《原罪》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全面地、系统地、永久性地建立、强化和固化民族的集体记忆”，使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使我们的后代子孙，永远都不要忘记而是要牢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个“世仇”，并且把这种集体记忆刻在心上、植入骨髓、溶于血中，在思想上扎下根来。应当说，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的这个初衷和愿望是好的，但要完全实现这个愿望却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为，记忆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也是要有前提条件的。盲目地、机械地去记住侵华日军当年在某时某地残杀了多少个中国人，这样的死记硬背，是肤浅的，也是不能记忆长久的。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曾提出过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地去记忆。显然，理解对于记忆是十分重要的。那么，怎么样在理解的前提下，帮助大家去记忆南京大屠杀，就是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在编辑出版《原罪》一书后，又马不停蹄地编辑出版《判研集》的根本目的所在。
　　令人欣慰与高兴的是，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多年的辛勤劳动与开创性的工作没有白费心力，他们的初衷变成了丰硕的成果！历史将证明，在当前情况下，《判研集》一书的问世，必将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匡正社会行为方面，发挥出无可替代的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为中国人民提供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抗日战争史与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供一座永恒的史学宝库。
　　《判研集》一书收录了《原罪》一位年轻编辑王杨的文章，题目叫《无法承受之重》，意指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方面及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原罪》一书所无法承担和承受的历史之重，并对《原罪》的编辑工作进行了审视和反思。这是实话实说。但反观之，史志工作者的社会道德责任却是无限的。无论这个历史之重有多重，我们都不能推脱，不能回避，而要责无旁贷地把它担当起来。一本书无法承受，那就多出几本书，一个人无法承受，那就大家一起来共同肩负起这个历史之重。——这话说得太好了！我认为，《判研集》一书就是他们履行自己神圣职责的又一个阶段性成果，是他们又一个引人注目的优异成绩。
　　其实，这位年轻编辑的话，不仅代表他个人，而且反映了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共同的心声。而且我要说，它也表达了我们广大读者对他们的希望与期待。我们相信，在中共栖霞区委、栖霞区人民政府以及江苏省、南京市有关部门领导的重视关心与指导下，南京市栖霞区地方志办公室、南京市栖霞区档案局（馆）的领导与专家们，保持优良传统，继续艰苦努力，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以上所写，是我作为一名关注南京地方史、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多年的史学工作者，作为《判研集》一书的学术顾问，在初读了《判研集》一书中的各篇文章后的一些感想，是否得当，敬请读者指正。
　　是为序。
　　2009年11月20日于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