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廉价劳动力造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中国的制造业工人辛勤劳作,所获报酬却仅为他们美国或德国竞争者的很小一部分。在这一劳动大军的最底层,大约1300万“流动人口”(民工)在中国的新兴城市里工作,去年他们所获得的平均月薪是1348元。这一微薄薪水折合成美元后只有197美元,仅为美国工人月薪的二十分之一多一点,但相比前一年的水平已上升了17%。随着中国经济触底反弹,工资水平也紧随其后上涨。在出口企业云集的沿海地区,老板们缺少工人,而工人们则缺少耐心。一场加薪或要求加薪的浪潮已席卷了这座“世界工厂”。 现在,要招来工人并留住他们正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国农村仍有7000万左右的潜在民工,其他农村人口则可能更愿意在离家较近的工厂工作,毕竟现在迁往内陆的工厂越来越多了。然而哪怕在中国,强壮脊背和灵敏手指的供应也不会是无限的。从明年开始,15-29岁年龄段的人口将急剧下降。另外,尽管他们的报酬在上升,他们的渴望和抱负却上升得更快。最近出现的一些罢工事件表明,他们似乎不再愿意任劳任怨地“吃苦”了。 这一轮罢工得到了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罢工领导人迄今也未受到资方的报复。这可能说明了三件事情。首先,社会意识到要更好地对待工人特别是那些大品牌企业的工人,以免引起西方媒体的误读。第二,中国对待外国投资者已不再像以往那么诚惶诚恐。金融危机之后,这样的结论似乎是正确的:外国投资者之需要中国甚于中国需要他们。第三点,工人新出现的加薪要求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颇为一致。现在中国经济过于依赖投资,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太低,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的收入难以提高,特别是非事业单位的员工。 中国政府或许认为,通过支持工人的加薪诉求,企业会感受到压力并自愿缩减利润空间,提高工人待遇。 中国工资的上升对西方也是有好处的。乍听起来这可能有点怪诞,因为富裕国家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如此之深:根据一项估算,与中国进行贸易让每个美国家庭每年平均多收入了1000美元,这得感谢美国商店里更廉价的商品、企业更廉价的投入和市场上更激烈的竞争。就像中国低报酬工人的加入让全球劳动力大军扩充了四分之一并抑制了西方国家的物价一样,中国工资水平的上升可能会导致中国开始向外输出通胀。 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了。现在通缩的威胁大于通胀。单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就有4700万失业工人,拖全球经济后腿的不再是劳动力。现在全世界缺的是大方慷慨的消费者,而不是积极主动的工人。中国工资水平的上升将产生与美国一直强烈要求的货币升值类似的效果,可以降低中国的贸易盈余并刺激其消费支出。这对外国公司和被他们所裁撤的员工来讲是有帮助的。如果中国消费上升20%,很可能会导致中国自美国的进口增加250亿美元,进而给美国创造20多万个工作机会。最终,这些新增的支出将帮助世界经济重新实现充分就业。 外国公司和消费者可能会怀念中国沿海的廉价劳动力,因为是他们带来了高利润和低价格。但是仍可能在中国内陆或印度等地区找到廉价劳力。另外,中国的工资水平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1995年之后的十年中,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两倍,但工人的人均产出上升了四倍。 在原始劳动力日渐稀少的情况下,中国要想重续这一辉煌,就必须增加熟练技术工人的供给。这就需要一个稳定的工人队伍,即雇员愿意在较长时间内将自己的劳动力投资于一家企业。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又需要放开户籍管理制度,让移民工人(民工)可在城市里名正言顺地安家立业,同时又不至于失去老家的那一份田地。当劳动力充足的时候,让这些流动人口不对城市提出太多要求、形势不好就回老家务农去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劳动力紧缺的今天,要想保持快速增长,中国的流动人口就必须扎下根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