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门”毫无疑问提供了一个分析现代“官二代”飞扬跋扈的经典文本。然而，有必要借助这一事件继续追问：“官二代”、“富二代”们这么嚣张，是否不仅和个人教养、权力-资本在博弈中占压倒性优势有关，而且更是中国社会在撕裂中，权力-资本阶层要牢固地确立他们和普罗大众的“阶层壁垒”的无意识产物？“官二代”、“富二代”们那种夸张的炫耀性表演，是不是一种“上等人”阶层在形成过程中“自我认同”的焦虑？

从这个个案的表层扫视过去，“我爸是李刚！”（相应地可以演绎出“我爸是xx富人”、“我们是xx人！”）和飙车、泡美女、炫富等，实际上是一个形成中的“上等人阶层”，在进行夸张的身份建构的宣示。在心理上，它们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由于充满了来了自身和他者认同的焦虑，富人（包括拥有权力和资本的人）和他们的子女必须依靠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让整个社会知道他们是什么人，让他们确认自己所属阶层，与他们眼中低贱阶层的区别何在。它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一个新的阶层在形成中，建构自我认同时无法避免的神经症性紊乱。

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错。一些人先富，总比大家一起穷更好。而且，在逻辑上，先富起来的人是可以带动另外的人一起富的。

但是，中国社会显然忽略了人的这种心理并从制度上加以规制：一旦一个人富了起来，尝到了他比别人有钱的甜头，在心理竞争中，他就不希望别人也一起富。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30年来，很多先富起来的人，实际上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榨取穷人才让自己富起来，并不断地积累财富的，而为了经济发展和自身利益，肉食者对此一直纵容。前段时间，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释放了加强分配体制改革的信号，马上就有政协委员站出来解读，说这绝非劫富济贫。他说的没错，期待“先富带后富”极为天真。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游说中国富人捐款，就吓怕了很多人。而面对中国社会的“不安全感”，很多富人选择的也是移民，而不是掏几个子儿给穷人来买安全感。

这一事实已非常清楚：先富起来的人，想到的并不是帮着穷人一起富，而是要让自己和穷人在身份上，在获取资源和财富的机会上彻底区别开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30年乃是一个重新构造阶层并不断形成阶层分野的运动。

穷人除了心理结构，在身份上或许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对于富人来说，则是一个从原先的阶层把自己提升为“贵族阶层”的过程。本质上，现在的“阶层固化”、“阶层排斥”，都是意在建构一个“上等人”和“下等人”相互对峙的阶层结构和等级秩序。无论以何种手段获取财富与权力（政治的、经济的、知识上的），也无论是否有“原罪”，是否“犯罪”，富人阶层都倾向于对自己的“上等人”身份进行建构和认同。

以中国富人的粗鄙，他们自己可能也明白，自己离“贵族”还十分的遥远。30年过去了，现在仍然只是中国社会形成一个“贵族阶层”的前夜。这个历史时间段充满并仍将充满残酷、荒谬、无序和歇斯底里。

建构和维持一个“上等人”和“下等人”的等级秩序，一个必要的手段就是维护既得利益秩序。权和钱是建构“上等人”身份的材料，为了让自己的地位不遭受冲击，就必须把穷人的出路封死。整个社会的“拼爹游戏”、“培训富二代”、“隐形世袭”，以及税收体系、政策层面的“劫贫济富”，无不反映了这种特征。

“穷一代”们可能已经绝望或说认命，但在一个到处充斥“成功学”的鼓噪，并且在经济发展的宏大叙事中，在理论层面也允诺了很多人可以改变命运的时代，“80后”、“90后”的“穷二代”们越来越感到改变命运的受挫，则注定会让一个社会出现大麻烦。面对漫山遍野的失意者，权力和资本阶层一定会感到不安。但也恰恰因为如此，不安和焦虑会让他们更为紧张地维护既得利益秩序，更少让步。因为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让步越会出现更多的危险。

对于很多人来说，“自我”是他者眼中“我是什么”的一个认识。在心理上，一个人当然可以随便把自己想象为什么，比如想象自己是上帝，但这更多地只是一种神经症的症状。对于一个“上等人”阶层的身份建构和自我认同来说，没有“他者”，而尤其是与其对立的阶层的认同，“上等人”的建构是无济于事的。

因此，权力-资本阶层牢固地在社会中确立权和钱处于价值排序的高端位置，制造一种金钱的身份观和价值观至关重要。道理很简单，只要确认金钱和权力在社会价值排序中处于高端，并且，它们被赋予了一种“成功”、“高贵”、“有价值”的光环，拥有权力和金钱的富人阶层，他们属于“上等人”，在合理性上就可以得到论证。

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早已证明，认为一个富人高档、一个穷人低档的具有“歧视性对比”色彩的价值排序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一种主宰性的观念力量，就是最穷的人也要在价值排序的压力之下，进行零敲碎打的门面装点。改革开放30年来，金钱的意识形态早已牢固地确立。有钱已经成为“成功”的象征。电视节目和现实生活中的“拜金”成为无可抗拒的时尚。已经可以确认，因为金钱的暴政，在心理上，穷人在富人面前已经没有任何心理优势。他们已集体性地屈服于社会的价值排序中。

但是，由于富人阶层“上等人”身份，不是在一个大致平和，而恰是在一个充满敌意、充满不公正的感受的社会心理氛围下建构和认同，决定了他们必须进行极端化的表达。他们的财富获得和对既得利益秩序的维护，在某种程度上伤害到了穷人，而他们也知道这一点。罪恶感在袭击他们，为了让自己压抑或否认这一点，在心理上，他们必须对穷人表现出蔑视，有时甚至较为夸张。而面对穷人的敌意，从心理保护上考虑，为了消除自己的恐惧感，他们必须对穷人表现出愤怒。另外，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演变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拜金的加剧，富人阶层越来越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钱，瞧不起自己，因此也越来越需要夸张地让别人知道自己多么有钱。

“官二代”、“富二代”们的飙车等的刺激性行为夸张地“传承”了以上心理因素并追求一种对社会的心理冲击效应。他们似乎宣告：这个社会是他们表演的舞台，其它人只有看戏并遭受羞辱的份；他们可以无视很多东西，因为他们和大多数人不一样，是另一种特殊的人群。

用“上帝要让谁灭亡，必先让他疯狂”来界定李启铭等人的嚣张性行为显然过于简单化。但它预示了一种危险，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到今天，仍然没有一个正常的社会机制和制度安排，可以让正义不被权力和金钱劫持，可以让阶层的分野显得“自然”和“正当”，并阻遏阶层的固化和社会的撕裂。

中国社会出现富人阶层，甚至出现“贵族”阶层都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好像也不是什么错误的事，可怕和错误的在于，我们甚至到今天都无法纠正阶层分野中的野蛮。而按这种趋势，富人阶层关于身份建构和自我认同的夸张性动作，在逻辑上只能自毁。需要重复的陈词滥调是：假如不下决心阻止阶层的进一步固化，可以想象，类似于李启铭等人的表演还要继续刺痛公众的神经；而更多的失意者将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里潜伏，然后在呼吁重新洗牌的人“跟我来”的召唤中一跃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