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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人性溃败的逻辑

作者:石勇 2011/1/24 19:47:40 人气: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接受,西安大学生开车撞人后还连杀八刀让农妇死亡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无异于宣告: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人性残忍的“冷血时代”。它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们的制度和社会,出现了某种“神经症性紊乱”。

政治

健全的人性与制度的腐败从来就不共戴天。

权力、社会结构、人性从来都共处于“社会”里。权力出了问题,聚敛财富并按亲疏远近分配资源,就会撕裂一个社会的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它们又把其效应“传导”给人性,使人性出现大规模的败坏。

2010年11月12日,山西两警察夫妇被人杀死的消息被媒体披露。死者王建勋是山西洪洞交警大队队长,拥有亿万身家,而且其有生有二女一子,全在美国留学。

事件引爆网络,各地网友迅速“发来贺电”,数以万计的评论一片“杀得好!”的叫好声,而歹徒则被誉为除暴安良的当代侠士。无数人质疑:警察开煤矿办企业为何没人管?中国的计划生育一直很严,为什么这警察夫妇都是公务员,却可以生三个子女,而且那么多年都没事?

初看之下,两条生命的逝去——无论他们是既定体制和官场生态下享有特权的警察还是贫苦农民——引发一片欢呼,无疑让人感到遗憾。毕竟,人性之为人性,就在于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痛苦保持着感同身受的能力,同类的逝去无论如何都会让一个人从死亡中看到自己的命运。但是,现实修改了人性的法则。在当今中国,一个让一部分人享受特权,而大多数人则只能遭受侵害的制度对人已经具有了“区隔”的功能。制度把人割裂为相互敌视的人群,并切断了人心的联系。

换言之,不受制约的权力制造了权力者和被权力支配者的阶层分野和心理对峙。假如一个警察享有特权,蔑视正义和公平而从来不觉得有什么愧疚,人们对他就只有一个基于社会本能的反应,就是认为他该死。

虽然多年来,中国的腐败一直被执政高层重点盯防,而且不讳言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但在反腐高压下,某些官员的权力仍然失控。它放纵了自己不断地积累和垄断社会资源的先验渴望。在今天,它已牢固地形成一个在公共资源上的排斥性体制,“官二代”世袭运动正在上演。

2010年10月下旬,福建屏南县财事局招聘,招聘条件为原屏南县委书记、现宁德市副市长陈某之女量身打造。这一模式显得相当另类。它预示了一种世袭运动中的狂飙突进,那就是,公务员职位已是权力者可以让子女继承的私有财产,对于“穷二代”来说,门是关的。

不仅如此,权力阶层对于任何敢于阻挠世袭世运的人,还具有动用暴力机器进行打击的能力。2010年11月23日,一位因举报“官二代”在公务员招考中“作弊”的图书馆员,在甘肃兰州就被从宁夏来的警察“跨省抓捕”。

对于“社会”这场竞逐机会和资源的游戏来说,一旦权力做庄,由自己,或和资本、知识集团这些“盟友”制订游戏规则,那么结果只有一个:赢家通吃,正义荡然无存。

社会

权力的神经症性紊乱传导到社会上,只能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

2010年,“我爸是李刚!”成为经典名言。“官二代”、“富二代”飙车撞人构成当代奇观。另外,“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走红。有“专家”锦上添花,发表羞辱弱势群体的言论,叫买不起房的人滚出北京。推而广之,在城市买不起房子的人也该滚出广州、成都、武汉……

这些现象表明,权力和金钱在社会上已经牢固地确立起主宰性的意识形态。穷人只能遭受羞辱。

更深层的一个意思是:尽管“共同富裕”一直是我们的目标,但在某些人的心理上已经破产。“先富”起来的人赶紧堵塞弱势群体上向流动的通道都来不及,要他们去“带动”穷人一起富,可能是一个笑话。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曾经释放过加强分配体制改革的信号,但马上就有政协委员站出来解读,说这绝非劫富济贫。他说的没错。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曾来中国游说富人捐款,但吓怕了很多人。他们宁愿移民,赶快“跳船”,也不会掏几个子儿给穷人。

贫富悬殊必然埋下冲突的种子。但在具有很大风险的时候,冲突不会冒出社会的地表,而是会以“潜规则”盛行、社会泄愤、诚信缺失、疯狂拜金等形式出现。它们构成了替代性的发泄渠道。

一个可怕的例子是,在今天,几乎每一个行业都有一个抗害消费者的“潜规则”。三聚氰胺之类的不必说了,就是蔬菜、食用油、药材、大米这类要吃到嘴巴的东西,都可能是有害的,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杀手。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难道下得起手吗?

孤立地看是下不起手。但问题在于,社会上这些“潜规则”不过是权力“潜规则”的后遗症。

它的启动程序是:一旦权力无法提供正常的秩序,而且损害到正义,人们泯灭良知在心理上就有了一个理由。他感觉到自己受到损害,于是寻找一个方便的目标进行报复。这个目标,他放大为整个抽象的社会。而大家都遭受损害,也都倾向于报复。于是,相互损害,相互报复,每一个人在心理上一边获得了补偿,一边却又难以遏制怨恨。

心理

人的心理事件不过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疯狂的社会,对于人的心理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观察一下社会心理就是,焦虑、怨恨、冷漠、恐惧、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弥漫于中国社会。失去正义和道德的看守后,人性的残忍和暴虐,便随时等待机会发泄。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有了撞人后又杀农妇的西安大学生药家鑫的残忍。

镜头回放。2010年10月20日晚,西安大学城学府大道上,药家鑫驾驶其克鲁兹小轿车,将一26岁的女服务员、一位有小孩的农妇撞倒。下车后他发现,女服务员正在抄他的车牌,于是摸出刀子,对其连捅八刀,将她杀死。事后他这样解释,之所以杀死这位女服务员,是因为“怕撞到农村的人,特别难缠。”

药家鑫事件之所以引发整个中国社会的震惊,不在于杀人这一事件,而在于,一个拥有一双弹琴钢的手、看上去斯文白净的大学生,撞了人之后想到的居然不是救人,而是杀人,而且是连捅八刀,冷血和狼性之至。而且,他杀人的动机,居然是怕“农村人难缠”,如此思维方式,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冷血杀手哪个国家都有,在中国,包括前几年的马加爵、邱兴华都是这号人物。但是,冷血杀手有一个特征,那就是有某种程度的性格障碍和心理变态。但是,药家鑫在心理结构上并无明显“病变”,因此,在原因上,更多地无法追溯到个人的心理和性格特征。他是以一个强者可以欺凌和蔑视弱者、人与人之间相互隔膜、没有人性的联系也没有正义的既存社会状况作为自己的心理背景杀人的。社会上的这一套渗入他的心理结构,已经屏蔽了他的人性,并控制了他的心灵,使他在撞到一条生命,看到对方抄自己的车牌时,想到的只是农村人难缠,没有任何对生命的敬畏,只是要杀人。

反观北欧福利国家,尽管也有杀人放火,但只是极少数人这样干。而像药家鑫如此冷血的,如果不是心理变态者,几乎都找不到。原因就在于,那不是一个强者欺凌弱者可以无所顾忌、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社会。人性的溃败更多的只是个人的心理原因、家庭原因,而不是社会原因,更不是制度原因!一个杀人者在杀人时,不是以既定的政治社会状况作为心理背景的。

有人认为药家鑫如此狼性,凸显了教育的失败,没有对生命的敬畏。其实,只要一个社会如此疯狂,人的心理被一个社会的暴虐操纵,任何教育都不堪一击。

杀人是要突破心理障碍的,因为杀一个人,在人性的层面必须先把自己杀死。但这对药家鑫来说完全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社会就是这样影响他的。人性已经被屏蔽,他杀人获得了一个疯狂社会的支持:假如认为“农村人”活该被歧视,那么,认为他们“该死”在心理上就顺理成章。事实上,药家鑫并不孤单,郑民生、李启铭都是他的同道。而这些冷血者,和腐败的官员、榨吸农民工的富人、飙车的“富二代”、蔑视穷人的“专家”、给奶粉加毒的厂商、贩卖假药的小贩,都共享着同一种价值观念。

换言之,药家鑫如此残忍地杀人,不过是以上人等言行的终极版本,是从某些基层权力的腐烂开始,到社会的大面积腐烂,再到很多人人心的腐烂这个链条的最后一环。他是一个冷血时代最具冲击力的象征。

结语

一个充斥着杀气的社会危机重重。消除它的威胁,就必须返回源头约束权力,并重构社会的利益秩序。

“十二五规划”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注重公平”,“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这样的战略性举措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制度和政策性方案。但现在只是“宏观”上的。

而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11年,如何进一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打造制度伦理,成为一个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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